编者按：毛晨雨在上海念了大学，毕业之后十多年来却并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而是扛起摄像机回到家乡的村庄拍摄独立纪录
片，老家的人不理解，都以为这孩子在外头落了难。他的工作集中在对湖南、贵州等稻作区域的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考察，按他的话说，拍那些种稻子、吃稻子的人的生活，所以他的电影叫做“稻电影”。作为一名独立纪录片导演，他反感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对农村的那种没有必要的蔓延，因为中国乡村的再生和重现需要去除我们惯有的偏见，我们目前的专制文化总是自认为自己有特殊权利去辨认什么是落后的文化和生活样式。
毛晨雨︱文、图片提供
乡间的佛
近几年我一直在洞庭湖周边稻作区展开工作。对于乡村社会运作中的“意志”，或者惯习，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并在此领域制作了一批纪录电影。这些电影试图达成一种清晰表述，在我的观念中，清晰表述暴露的自身痼疾将有益于我们对乡村社会观察模式的反思和持续深入，并刺激建设性意见与理念的生成。我努力的方向是探析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暨组织结构。乡村社会自身的文化体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结构。在某些地域，文化组织了社会，而非政治。这种地域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对势弱，它只是表象上处于垄断地位，并在形象系统中确立符号的在场，其本质却是由“封建的、落后的”地域意识形态来支配。
问题在于，我以什么身份介入乡村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写作？我解析、表征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什么？这演变成一个伦理问题。如同利奥塔批判总体化的策略，他以解构科学话语来让差异获得合法性身份。鉴于我们社会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的现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辖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全地理版图的权力系统，将他者文化及其地域意识形态视作“异文化”。科学的中央权力，将地方的自我权力诉求的努力遮蔽起来。而且，异文化，是被主流文化的传播技术及其功能所语境化的。如此，异文化的形象建构和表征运作可以视作科学与政治的修辞语境化，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系统所建立的一体化“主流意识形态系统”总是站在一个文化权力和所谓科学话语的中心位置来观看异己的他者的“表演”，这种观看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为一种旅游。科学话语反抗并专制迷信话语，而政治体系依赖于科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如此也就自然地反抗并专制迷信。异文化建筑在非科学的迷信话语基础上，自然地被政治体系的科学话语所排斥。如此，异文化失去了与主体文化对话的先决条件，间接地使得主体文化失去了观察自身的参照体系。
在我的观察视野中，“他者”与“我”不应是难以疏通的身份障碍，这两个概念存在清晰的边界和彼此遵守的契约。我既不以代言他者的身份来写作，也不以自我的结构来支配并仿像对象文化系统。我行进在中间的区域，试图建立对话，以生成对话文本。
考察间隙跟老乡在一起
在湖南省，土地的神性和土地意志，在 1990 年代初开始的土地庙的大规模兴建中得到呈现，表征为精神价值资源从国家意志向乡村自我的转型。“土生万物，地发千祥”。生存的基础和幸福的基础都由土地支配。我的电影《秘密人》中，傩坛老祭司仙逝后所举办的登临天曹仪式要进行一段对话，代表天曹的使者站在堂屋屋顶，祭司被安坐在堂屋正中，他们之间通过一道竹梯物理地联接起来：
上问：
既然如此知得之时，什么夫人生太子？至今留下斗何人？
下答：
启复上坛老君，知得摩耶夫人生下佛，滕氏夫人生老君，颜氏夫人生孔子。自今留下斗何神。土里夫人原置秤，平等大王手下分。
均平这一思想结构，在历史的社会行动中都曾被作为发动普罗无地少地群众的口号。这个口号的作用的确是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主、富农等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推翻在地。如果要在乡村实行经济特权的建设，迟早将促发类似的社会行动。
在 2003 年我对湖北神农架的考察中，发现《黑暗传》中的因果逻辑，存在内部制约的效用。社会自我生产的因果逻辑和福祸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稳定性资源。有时是稳定社会、消除积怨、化解危机的一种效用灵验的文化丹药。
而在贵州田野作业时，傩艺师曾华手抄了一份类同的断世名言送给我：
自古花无义礼，从来月不团圆，任君堆金积玉，难买长生而不死。昔日陶福三万六千岁，后来不免入黄泉。张古老二万七千春，盘古寿元登八百，莫来未满一千春。尧帝舜帝梁武帝，哪个帝王有百岁？高宗太宗及真宗，到头都是一场空。老子孔子与孟子，哪个长生而不死？飞禽岂有千年活，人命难活百岁死。空绿绿，雨忙忙，人命净生空计较。凡百事务劳心肠，喉咙断了三寸气，魂魄往西方。撒手丢下儿和女，衣冠殡殓土中藏。万贯家财拿不去，一双空手见阎王。
2010 年冬天我在湖南的社会调查中，问到了人类社会的平等问题。一位尚不到 60 周岁的农夫很激愤地表示：“不要说什么平等，只有死才是平等的。皇帝也是要死的。以前有钱的人难道少了，有谁逃过一死？”如此，死亡成为平民阶层关于平等的唯一路径。
我的电影《打将祛峒记》围绕着“峒”这个汉字，进行了一个文化边界的具象民俗志描述。此片所拍摄的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的某细部区域，汉族、苗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混居在一起。当地汉人称魑魅魍魉等为“峒家”，而“峒家”与周边的少
数族裔多少有些语义和形象的同构。这个词在汉族区域内部形成了一种鬼魅表征的共识。
采访中，毛晨雨看到《艺术世界》某期上有米罗的作品，非常惊喜，这是他最喜欢的艺术家。在他工作志上我看到了米罗的名字。
我选择了一个叫马路河的汉族村庄作为场景，从县城招募了一批有社区表演经验的演员来出演这部电影，由此，我们的电影工作与当地村民基本脱节。当地村民只在最后一个送瘟神的环节中义务参与进来，因为这对村落和地方都是吉利的行动。而不吉利的行为发生在我们拍摄过程中的某天，村民几人专程赶到村底河谷来与我们会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们曾经拍摄过的水井边几十米远处，一棵古树在无外力致使的情况下倒塌了。这种无外力状况指没有大风大雨，也没有建设干扰等。由此，责任被施加于我们摄制组，在得知没有人员伤亡之后，我倒是很恳切地承担了古树倒塌行为的“责任”。村民们担心的是村落可能会遭受神的惩罚，他们丝毫没有经济索赔的意思。因为正在拍摄中，为了避免麻烦，我以几年来的一点点区域文化经验，当时就给出了他们能接受的解释和承诺：那里以前是山王菩萨的庙址，可能是山王菩萨要座庙住吧（事实上当地叫“三王菩萨”，当时我概念中三王应该是“山王”，我的有限知识局限了我对可能性的想象），由此暗示我们。等我拍摄完成后，我一定表达心意，在原庙址上为菩萨修建栖身之所。之后，待结束拍摄，我专门留下来几天，请来本村的乡亲依照村落规矩并遵循建筑禁忌的原则，利用迁移走的学校遗留下的废旧砖瓦和木材——它们被视作公共财产并可以服务于公共事物，按照庙宇形制建造了一座小庙。花费也就村民们的劳务和匠人的工钱，不过数百元。但处理过程本身是一种了解乡村区域文化的有益途径和沟通渠道。
对于遭受封闭和遮蔽数十年的“封建迷信”思想，或许是处于旅游文化建设的需要，它转身获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性称
号，同时转变为一种国家文化资产。历史的遗憾之处在于我们没有第二个机会重新观察社会，并将社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所诱致的对异己文化资源的大屠杀。可能明智的文化都是试图让自己处于严格的批判视野中的，譬如它总是要努力让自己处于对话他者文化的虚静观照中。近代化以来的事实正好相反，它们试图让一切他者文化处于自己的支配和统辖体制中，甚至合法地灭绝它。如此，在急剧变迁并且断裂已然产生的现实中，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秘密社会。在其运作的纹理和枝节中，探寻乡村社会稳定与危机的支配体系，从而达到避免无辜大众受害遭戕杀的历史再循环，避免荒谬的再生产，并达致一种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