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Yuen Chee Wai

袁志伟Yuen Chee Wai 

袁志伟的工作是探索图像、声音和文字如何作为精神共生体而自然同步存在、发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平面设计师，和一位以声音艺术家身份进行即兴演出的音乐家。他经常使用田野录音作为素材，尤其是表演现场的声音。他通常用自己编写的数字程序处理声音，也利用随机生成的参数和偶然得到的结果，目前在新加坡和泰国生活、工作。

受访者：袁志伟 
采访者：董冰峰，戴章伦，和小宇 
翻译：戴章伦 
采访时间：2009年4月13日上午10点至11点 
采访地点：和平里速8酒店

董冰峰：请你简单介绍一下4月12号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演出时，你的作品和创作形态是？ 

袁志伟：对我来说来，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和谁一起演出，演出的地点以及为何演出。每一次我都会问自己为何演出，因此我没有一个既定的表演风格。我用于表演的器材也是每次也都是不同的，通常我在FEN（Far East Network）里演出我都会使用钢琴。  

董冰峰：你如何在演出中控制和把握“声音”作为一个时间段里的作品呢？ 

袁志伟：我想说我强调的是一种感觉，一种特殊的体验。  

董冰峰：能介绍一下你在昨天的演出中所使用的软件？ 

袁志伟：我用super collider软件。  

董冰峰：我们了解到，你曾作为艺术家参加过艺术展览，也做过平面设计等，这些经历跟你现在从事声音创作的联系是? 

袁志伟：我觉得不论是声音创作、声音装置、还是设计，都是一种“控制”。我总是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个声音艺术家（Sound Artist），而是一个从事声音工作的艺术家（Artist working on sound）。因此，当我在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所以无论我做声音装置还是从事声音创作，还是做设计，我都会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考虑。   

董冰峰：在本次活动关于您的介绍文字中，我们看到你曾经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 

袁志伟：我只是为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国家馆做设计的工作。我参加过2006年的第一届新加坡双年展。  

董冰峰：在新加坡双年展上，你的参展作品是？ 

袁志伟：是一个声音装置，“The Fog is Rising”，是一个关于死亡的、非常观念的作品。我们是3个人的团体，George Chua、Alwyn Lim和我，我们创作这个作品是为了纪念一个死去的艺术家。我们让作品所在的展厅里特别冷、特别阴暗，当观众在展厅里谈话的时候，会感到特别奇怪。  

董冰峰：你觉得“双年展”给新加坡本地的文化或艺术生态带来的变化是？当地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袁志伟：第一届的时候，本地的艺术家们都不太喜欢双年展。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政府的政绩，觉得新加坡也有这样的艺术盛事了。新加坡双年展的根基并不牢固，所以很难说它好还是不好。  

董冰峰：请你介绍一下新加坡声音创作的历史和现状？ 

袁志伟：新加坡实验音乐和声音创作的历史是非常短的，大概是8年前，开始有一些人从事声音的实验，但是人数大概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个，而且他们的创作与当代艺术的联系多于与音乐的联系。而且他们的演出多是在美术馆或者地铁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视觉艺术家、装置艺术家。他们一般一个月左右会表演一次，由于我现在经常居住在曼谷，所以近来参与的也少了。 

董冰峰：你觉得在新加坡，从事声音创作的艺术家是受到什么影响开始转变的，开始有自觉意识运用声音来创作？ 

袁志伟：因为有一部分人是在学校里教书，首先是从理论上接触到，然后开始逐渐也有表演的实践。要说听的音乐的话，大家听的风格和接受到的也是多变的，黑金属、自由爵士、古典音乐都听。  

董冰峰：你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时间多一些还是曼谷？ 

袁志伟：曼谷。  

董冰峰：那曼谷有艺术家从事声音创作？ 

袁志伟：他们很喜欢DJ，喜欢狂欢，所以实验音乐的现象和活动非常非常少。但是还是有一小群人在一些空间里组织这样的活动。  

董冰峰：那么在新加坡从事声音创作的艺术家，你还能在介绍一下其它人吗？ 

袁志伟： 比如George Chua, Evan Tan, Chong Li Chuan, I/D 乐队，Zai Kuning和The Observatory。  

董冰峰：你是如何加入FEN的呢？ 

袁志伟：2006年，我在新加坡国家表演艺术中心（Esplanade）策划了一次九个人的演出“Hadaka”，有来自亚洲的艺术家，如韩国、新加坡、越南、印尼、日本和香港。我想把它做成一个“Asian On Song”的活动。那时大友良英告诉我，这正是他想了多年的事，他非常高兴。之后他写信告诉我他想成立一个亚洲的团体，然后介绍柳汉古和颜峻给我认识。  

董冰峰：所以你在组织这次活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注意到亚洲不同地方都有人在从事声音创作了。 

袁志伟：是的，我希望会不断的形成一个亚洲的网络。  

董冰峰：FEN已经有多次合作和演出了，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你的感觉是？ 

袁志伟：每一次表演都非常不同。   和小宇：你对“东亚”这个概念怎么看呢？  袁志伟：美国有美国的背景，欧洲有欧洲的背景，但是亚洲的发展很慢，所以我们都希望亚洲能够尽快冒出来。  

董冰峰：你觉得北京的听众对声音创作的了解？ 

袁志伟：他们的了解层面很深，特别是演出结束那天晚上观众的很多问题还是很深层的。在新加坡我们演出的时候，观众都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包括在欧洲，观众有时都会问出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  

董冰峰：柳汉古认为他的工作是在声音（sound）和音乐（music）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 

袁志伟：我是一个以声音为创作理念的艺术家，但是跟声音艺术家是不同的。对我来说，“声音”不一定要是出来的声响，比如我脑子里有一个关于“声音”的观念，我认为那也就是声音。所以我不是与“声音”本身相遇，而是与“声音”的意义相遇。我想让人们注意的是“声音”这种观念（idea of the sound），及其连带的感觉、情绪。所以我不会像声音艺术家那样去制造某种“声音”，要制造某种声音其实并不难，但是我想让人们去思考“声音”究竟是什么。我想让人们自己去挖掘“声音”的意义，我不想制造某种声音从而强加给他人某种意义。  

戴章伦：但是如果在你意识里关于“声音”的观念不表达出来，我如何知道存在于你意识里的声音观念是怎样的呢？ 

袁志伟：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它不在我的意识里；它在你的意识里，它已经变成了你的声音。  

戴章伦：这两种“声音”如何交流呢？ 

袁志伟：这正是我们在每次演出中尝试解决的。  

董冰峰：在昨天看到关于大友的纪录片里，导演的梳理似乎更接近一种艺术史阐释的脉络。就你理解，究竟应该把声音创作归结为一种文化的形态，艺术的形态还是音乐的形态？它跟哪个的距离更近一些呢？ 

袁志伟：就像我刚才强调的，我的每次演出的依据就是与谁一起演出，在哪演以及为何演。当我们在酒吧演出的时候，我了解到来的观众多是音乐家，但是昨天在艺术空间里的演出则更多是有艺术背景的观众。我在新加坡演出，来看的也是艺术家居多。因为在新加坡没有像北京“两个好朋友酒吧”那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在艺术空间里演出。对我个人而言，地点和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只对一个人演出，那种演出会更不一样。  

和小宇：在网络普及之前，新加坡的唱片发达吗？ 

袁志伟：不是很发达。之前有一个唱片店叫Fluxus，我也在那里做一些演出。但是后来因为关注和对实验音乐感兴趣的人实在太少了，只好关门，这个店开了大概一年半左右。  

戴章伦： 昨天演出结束后的讨论会上你提到，在FEN的成员之间还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但是你无法说清它是什么，能否请你再说说你对这个共通的东西的感受呢？ 

袁志伟：当我们第一次在马赛见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聊任何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当我们准备做演出之前，我们也没有就演出有任何的交谈，它就只是聆听、理解和感受。即兴音乐并不是互相宣战，而是像一种浪潮，你在里面不断地进行循环。但是对FEN来说，我个人的确是想在其中找到某种“亚洲性”的东西的。在新加坡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失去了根。对我来说，“亚洲性”在新加坡已经死了。我非常不喜欢新加坡，它表现为一种文化稀缺，但也许这种文化稀缺，正是它可以产生出的一种新文化。新加坡的一切都显得太工业化，像一种伪文化，让我感到很陌生。这是我喜欢居住在曼谷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在那里重新获得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这也是我致力于寻找某种亚洲性的动机。

延伸阅读

最初的频率最终的言语First Frequencies and Last Words 

《The Fog is Rising》，Alwyn Lim, George Chua，袁志伟；2006新加坡双年展 

Sound Art Performance & Installation, 3rd September at the Singapore Biennale 2006 

文/ Eliza Tan  

这是铅一般的时刻 

纵已渡过，仍会记得， 

似那冰冷的躯体忆起冻雪 

先是寒战，继而麻木，遂任由之  

——埃米莉•迪金森

如果声音以20赫兹的频率进入人的听觉范围，它听上去就如铅般重，并正在召唤回属于自己的沉重时刻，这个时刻源于飘忽的寂静及无痕的记忆。因此，George Chua和袁志伟的黑金属表演在悲恸中开始了，观众聚集在三个人中缺席的Alwyn Lim的肖像前，被一个迷失的遥远的冬天所包围。 

就像这两个令人尊敬的参与者一样，许多人在进去之前都戴上了空间外架子上提供的黑纱。在这里面，一种普遍的正式的感觉似乎也考虑到了某种自我强加的，不可见的空间划分，它的残酷的脸的排列，长眠的表达，极度紧张的身体。George和志伟坐在最远处靠墙的窗户的缝隙处，他们的控制台放置在肖像的后面，邻着一地的废铅片，艺术家们最初想把这些铅片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从而影响整间屋子的声音的反馈。 

接下来，声音是唯一的问题，它在不确定的轨道中时起彼伏，疑虑不安。死亡充斥整个空间并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形成一种对于一个空旷舞台，对于无法触及的派生观念的假想。所有的谈话，耳语，甚至是寂静都阴蔽着表演的前前后后，但这也许达到了作品本身的目的。他真的死了吗？如果不是，这岂不是一场笑话？死亡是否是一个直白的，陈词滥调般的幻想，不值得去深究？一个太图式化或非图式的奇闻？是否是一种不堪重负的思乡病？对观众来说它是否太深奥而显得遥不可及，它是否又是对预设的艺术观的疏远？投影如同坟墓一般坚持着那个尚未得到解答的疑问，难以忍受的平庸以及渴望得到来自视觉和听觉的隐喻。《雾升》如同内在的符号，它尝试探讨记忆的构成，无痛苦状态。正如狄金森著名的遗言所断言的空旷那样，也许这正是我们放任（let them）的时刻，我们将选择永远的，无有终结的放逐。 
 

文章来源 ：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43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