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Yan Jun

颜峻 

颜峻居住在北京，以声音和语言为材料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活跃在多个领域。曾经创办了撒把芥末/观音唱片、Mini Midi音乐节、每周一次的水陆观音系列演出。 

他使用反馈、人声和简单的电子设备进行即兴表演，也进行田野录音和相关的装置艺术创作。

受访者：颜峻 
采访者：董冰峰 
采访时间：2009年4月13日下午2点至4点 
采访地点：前门

董冰峰：请问你如何定义FEN（Far East Network）现在的工作状态？ 

颜峻： 当我们收到大友良英（Otomo Yoshihide）的邮件时，的确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需要上网去找其他几位成员的资料来了解他们。这个出发点的确不是从音乐开始的，而从Network（网络）开始。反过来说，Network又是一个从音乐延伸出去的关系和生态，而我们的组成是一种倒推。也许可以说，FEN是为了使几个地方的活动组织者、倡导者有一个交集，形成一个新的网络。它既是场景的网络，也是具体的演奏的网络。我们是四个可能性的容器，我们的交集，形成了每次演出，而每次结果都不一样。这种可能性是本身就存在于这个网络之中的。  

董冰峰：你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些城市，在进行的声音创作现象，以及这种创作所形成的网络对当地的文化、艺术等的影响是什么呢？ 

颜峻： 之前，我们各自都跟美国和欧洲交流较多，反而距离很近的国家之间交流就少了。以前是不存在“东亚”这个概念的，现在通过交流，某种共同的东西自然会得到强调，也就是所谓的“亚洲性”，“东亚性”。在2004年认识了马来西亚的同行之后，我开始对周围这些国家感兴趣，似乎是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处境，也就是和西方的关系，和传统的关系。这种处境让我觉得，比和西方交流更有趣，也更和自身有关。毕竟我们不是蔡国强、徐冰，也不是孔子，东西方文化大碰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交流本身带来的改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中国，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比较“热”的，音量比较大的，比较high的东西。但是新的交流，会使得这种创作和讨论的现状向前发展，其他的可能性会被开发出来。比如说，我感觉一种更内省的音乐在被开发出来，不一定音量大或者小，而是说，“音乐”不再是统治一切的重心，而是声音。  

董冰峰：针对昨天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演出，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预先的顺序和结构设定的，从一开始的“沉静”，比如袁志伟（Yuen Cheewai）和柳汉古（Ryu Hankil），及后来Sachiko M使用的正弦波（Sine Wave）的创作的声音…… 

颜峻： 这种创作本身不会考虑为观众而做。表演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演出更有“生命力”。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人的状态第一天会比较躁，第二天会比较静。正好我们的第二天是在户外，气氛也会比第一天更舒服。所以第一天安排得比较“冒险”，有磨合和冲突，第二天有两个都是独奏，更自在，更和谐。另外，通常情况下，最后的同台表演会是一个高潮，我也是把第二天的最后一节当作高潮部分来安排的。但这种高潮不是非要出汗，而是最后达到大家都很舒服的状态。我对高潮的理解是跟一切关系的和谐，跟环境，观众，我们自己。  

董冰峰：介绍一下昨天演出中，你的那一部分创作是？ 

颜峻： 我昨天主要用到了反馈声。用了两个效果器：一个均衡器，用来调节频率，另外一个是延时效果器，让声音变得丰富一点。再有就是话筒，用来接受来自音箱的声音，让它们再通过音箱出来，形成反馈。这是很难控制的乐器，基本上，每个声音刚要出来的时候，我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我只能大致地知道，我可能让它往哪个方向继续。所以它是从意外开始的。以前用电脑做现场表演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够，我跟它的关系不深。现在觉得回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受过音乐教育的人，没有什么音乐训练。使用这些器材就是因为我喜欢即兴。另外，在FEN里面，我经常用到人声，有时候是即兴说话，念诗，有时候是嗓音的即兴。人声是比噪音更原始的声音，它会让我更安静。这些废话可以中和掉所谓的“前卫”性质，让我享受这件普通的，日常的工作。  

董冰峰：你怎么理解自己昨天的创作？ 

颜峻： 就是把自己完全地交给过程和现场。我没有别的东西，技巧啊什么的，所以我有什么样的心态，就用这个心态去完成创作。心态会受到身体和环境的影响，结果也会不同。因为没有技巧，所以我可以去用所有用的着的东西，现场的空间，桌子，话筒，音箱。昨天也用了用音叉和小铃铛。我觉得这件事里不存在任何的创造或者创新，不存在无中生有。我能做的只能是听，然后尽量让直觉去判断。与其说它是一场演奏，不如说就是让自己静下来听的过程。  

董冰峰：你觉得现在在北京，大家对“声音艺术”的理解和判断是？ 

颜峻： 我觉得，大家被当代艺术给害了，拐跑了，都迫切希望获得一种阐释，而且理所当然的认为，声音创作有很多需要阐释的东西，反而放弃了最基本的感觉。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北京缺乏对声音本身的细节的研究，而且很少人去思考听觉背后的问题，从这两点来说，都是缺乏自觉性的。 

现在的创作，更多还是在传统音乐的习惯里面。声音和音符的区别并不清晰，音乐、声音创作和体育的区别也不清晰。我觉得，我们周围有一种前现代的，奇怪的谦卑，和对理性的本能抵抗。就像一种尼采所说的“奴隶文化”，这种奴隶文化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反抗，在压力小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谦卑和低调的傲慢，一种拒绝沟通的道德感。  

董冰峰：你曾经写过很多关于中国声音创作的文章，那么你现在是如何去描述声音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呢？ 

颜峻： 我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很多人回到了常规，去做常规的音乐。 

比如说FM3，他们有一段时间在做很概念，很抽象的作品，但现在已经回归为一个摇滚乐队。上海的B6，他身边有过一群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7年前他们在做非常实验的东西，但现在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舞曲和流行音乐，是作曲，而不再是实验和制造问题。 

那时候，我有些着急，好像“声音艺术”这个词听起来多么时髦似的。但很快发现这里面的不切实际。那篇文章叫《中国声音艺术的背景》，现在依然是“背景”。必须要有几个好的艺术家，他们有好的作品，才能离开背景去谈论这件事。但是现在做声音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发表作品，演出的机会也太少。当代艺术和新媒体圈子想把声音当成新的“殖民地”，在这里插上新的旗帜，划为己有，但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在音符和艺术符号之间，真正属于声音的空间太小。  

董冰峰：昨天演出后，晚上放映的大友良英的纪录片《KIKOE》里，导演岩井主税（Iwai Chikara）罗列了西方20世纪艺术史的很多线索，包括约翰?凯奇，拉?蒙特•杨（La Monte Young），黑山派，偶发艺术等等，导演似乎想说大友的声音创作的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发展？ 

颜峻： 大友曾说过：我是一个后现代的后裔。这的确是在历史脉络里面的。  

董冰峰：那么你认为“中国声音艺术”发展的脉络是？ 

颜峻： 我们一夜之间接触了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完全属于大友所属的脉络，至少目前还不是。如果说我们有脉络的话，应该是最顽固，最顽强的，我不知道应该称之为传统文化还是草根文化的东西。  另外我想暂时用“实验声音”这个词来取代“声音艺术”，我喜欢这种模糊性。  

董冰峰：你好像说过是一种“杂交文化”？ 

颜峻： “杂交文化”我觉得是一种结果，我觉得根源还是传统的磁力。传统文化你可以说是士大夫文化、巫术文化、神秘主义、道德感。包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也包括激进的“全盘西化”的态度，对现代性的渴望，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杂交文化”，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后现代的状态，而是，首先是一种本土的力量。所有的外来的影响，当下的焦虑，都被它统领起来了。  

董冰峰：你怎么来描述“中国声音艺术”未来的一个创作状态呢？ 

颜峻： 我觉得现在进行声音创作的人将来90%都会消失……  

董冰峰：90%都会消失，你指的是？ 

颜峻： 我觉得现在的创作是出于一种情绪，出于一种兴趣所指挥的结果，或者说是对“激进”本身的热情。缺乏更本质的，更自觉的需要。所以人们会从噪音开始，最终回到流行音乐去，或者干脆放弃创作。再比如王凡，他在想的问题是全人类和宇宙。他也有很大的神秘主义根源，这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先驱，但并不能使他的创作延续下去，因为宇宙必须和当下挂钩，所以今天他遇到创作的困境。这也是所有人要面对的问题，如何把兴趣和本能延伸成为一种自觉？今天的现状是，所有人面临的，要脱胎换骨的问题。  

董冰峰：会不会有两种方向呢？一种是你所说的这种从现实出发的，而另一种是很学院派的，包括很多受姚大钧影响的？ 

颜峻： 后者更国际化，技术上更强大，但有一种消失在职业生涯里的危险。但大钧强调的首先是美学，这也需要很深的根基。受大钧影响的人里面，台湾的Wolfstein（谢仲其）也很懂技术，但他非常特别，有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像职业艺术家。我感觉大钧本人更像一个现代主义者，他延续了很深的古典的根，要不，他干脆就是一个古代人。我觉得大陆人要学习他是很难的，至少我学不来，只好自学。至于学院派就不说了，中国没有学院派，只有官方作曲家。  

董冰峰：“亚洲”这个概念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也是非常晚的时候，大家开始认识到并在讨论，尤其是亚洲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颜峻： 阮千瑞，就是这次演出的海报设计师说过一句话，叫做“一定要和国际脱轨”。当我发现自己对亚洲的了解还没有对欧洲多的时候，感觉就有点不对，就有一种脱轨的冲动。但是你说的这种讨论、合作，我的理解是当代艺术圈的事情，好像还是很体制化。我们的合作的前提，不是对全球化的思考，也不是一种使命，而是一种需要。就像我看见亚洲面孔，会觉得亲切一样。  

董冰峰：我们今天需要“声音”吗？ 

颜峻： 西川说，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今天的中国的”价值标准。要么延用古老的一套，要么就只能借用西方的。比如，“聆听自然”，要么是传统观念的延续，要么就是西方感官史的必然结果，和媒体发展的历史结果。在中国，传统是断裂的，西方的感官史和媒体发展史是西方的，因此对于“先锋”，“前卫”，“新媒体”中的“先”、“前”、“新”，会产生一种慌乱。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要聆听自然，也许我只会干这个。 

这个社会没有对声音分离到那么彻底的地步。声音在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它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很好的管理，在欧洲你听不到噪音，要到专门的地方去听。在中国，噪音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北京，它是没有经过管理的。当我们说聆听自然的时候，其实上是包括了聆听噪音和其他所有声音。当我们说“中国人是模糊的”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人被环境噪音包围，由复合的声音构成，具有不规则的波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微妙的噪音的海洋。 

这里有一个短信，是我和李剑鸿演出后，场地经理发来的：“发现身上的鸡皮疙瘩原来可以分那么多不同的区域来起。牙龈也会松松紧紧的。实验噪音跟人的身体互动真的很强。”还有很多次听到人说：“完全听不懂你们要表达什么，但是回去后注意到了空调的声音，风吹车窗的声音，也许这也是音乐。”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经验。  

董冰峰：你个人是如何在开展自己在声音创作领域方面的工作的呢？比如你有自己的厂牌，你在撰写批评文章，也策划演出……这些工作是不是在实践你刚才所说的想法？ 

颜峻： 我开始创作到现在才几年，一边做一边学，基本上是随波逐流，没有清晰的目标。这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做生态的，社会性的工作，很多人来帮忙，最后变成一个网络。我不想追求什么社会雕塑，每个人都是社会，他周围都有一个小宇宙，我为全人类而解放自己。  

董冰峰：大友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种没有太多痕迹的状态了，他非常强调感觉啊、听觉，看起来非常接近禅的概念中某些状态…… 

颜峻： 我觉得重要的是声音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我的日常经验给我最丰富的声音。声音创作如果跟个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那是一种很大的损失，甚至是方向上的损失。禅、约翰?凯奇这两个词是所有声音创作者中最危险的两个词。“聆听”也是最危险的词。用很漂亮的标签往上一贴，所有的东西都被遮蔽了。与其谈论禅，不如谈论吃饭，至少我们对吃饭比对禅了解得多一点。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是有价值，不可复制的，我觉得就是今天丰富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包含的奇迹，日常生活中的诗歌和政治。 

我讨厌所谓的“政治正确”，排斥它们对我的声音的入侵。我不能没有政治，但我的政治绝对不是分离出来的，纯粹的，经过管理之后的政治。我不是说那样不好，而是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董冰峰：昨天我们的系列采访中，我发现FEN的几位成员都会刻意地“忘记”一种源自音乐的背景，教育的背景，而纯粹从个体体验出发，是不是在强调一种自我的回归？ 

颜峻： 对于我来说，现场演出就是对自己的探索和完成，这是确凿无疑的。以前我追求非常high的现场的体验，但现在我希望自己像买菜，做饭那样演出。 

田野录音也是这样，录音的时刻，比日后拿出来用更重要。因为你在听，这就是自我存在的方式。一个人变成录音机和话筒的时候，这种存在是非常单纯的。 

最近我给香港的一个声音艺术节做了一个声音漫步作品，观众可以戴着耳机边走边听。其中一部分声音全部来自垃圾，我的录音素材中有很多录坏了，不要了的片段，我把它们剪下来做成作品。其中包括剪脚趾甲的声音。这个事情的价值非常大，我对剪脚趾甲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爱我剪脚趾甲这件事情，和其他所有没有价值的事情，普通的事情。剪脚趾甲的声音是最大的声音，它包含了所有的政治，诗歌，大事件，还有神秘。 

我也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去忘记，因为我没有背景，我的教育，家教，后来的生活，都很普通。我需要忘记的是，写太多评论之后形成的惯性，对自己的分析和解释，这东西真的妨害自由。  

文章来源 ：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43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