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Impro Committee of Beijing

采访者：照骏园（Ciao）
被采访者：颜峻（YJ）


Ciao:即兴委员会是何时成立的？是如何开始的？目前的成员有哪些？
YJ：正好也是福岛项目，我们开始了密集音乐会系列。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以冬季即兴委员会的名义做了一场密集音乐会，当时你也在。第二次就是今年二月到三月的＂半兽工作坊＂，由柏林的Olaf Hochherz 主持，我们参加了撒丽不跳舞音乐节，叫做临时即兴委员会。第三次是4月的密集音乐会，好朋友即兴委员会和内桥和久、Toshimaru Nakamura 的演出。下次是6月的密集音乐会，火星即兴委员会和Phil Minton、Audrey Chen的演出。现在还在筹备9月和一个瑞士即兴组织的合作，为默片配乐，所以会叫低保真科幻即兴委员会。
我们平时不排练，每次演出前做一个工作坊，或者至少聚一下。有点像命题作文。
与其说它是一个乐队，还不如说是一个平台，一种工作方式。在北京每个人都那么忙，我们之间也并不很熟悉，年龄相差也不小，我们才刚开始互相了解。我不想做纯粹的即兴，而是在条件限制下的即兴，也不排除作曲式的即兴。但肯定不会有太传统的东西，对话啊，情感啊，旋律啊什么的。其实，发起即兴委员会的原因，就是想找一些也喜欢当代即兴的人一起玩。
目前主要由我来召集，还有李增辉、VAVABOND、史阳、刘新宇、闫玉龙、李青、守望、Gogo J，你也算吧，六月还有李剑鸿。


Ciao：到目前为止，这种类似“命题作文”的方式是否碰到了问题？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乐手们可能还是很难作出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对待。是否你们有一些方法来避免相互即兴时出现的雷同？
YJ：音乐上倒没有。半兽工作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应该是相当困惑的，因为Olaf 要求我们模仿动物的声音，有时候互相模仿，互相隐藏，应该说是抹去各自的个性，结构上也没有主次之分，这是比较陌生的。但两个晚上之后，结果非常精彩，我们实现了“动物般集体演奏”的目标。
我们不大会提出高难度的题目，复杂的符号、手势、或者和声之类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即兴的难处是选择太多，限制可以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
但四月这次还是有失败。我们没有做工作坊，而是头一天一起吃晚饭。我想，完整的演出，应该包括提前几小时到场地，一起吃饭聊天，浪费时间什么的。这些事要比演出本身更重要，就像一把刀先要有刀柄，刀身，最后才是刀刃。所以那是一个关于过程的工作坊。我们有成员安排了其他的排练和演出，没吃饭就走了，第二天因为各种意外，甚至没能参加演出。我想，即使赶上了演出，它也是不完整的。


Ciao:你们在先锋音乐节时的演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一直觉得，电子乐手之间的合作是很困难的，人越多越困难，除非一人一个箱子，否则谁也搞不清谁发出了什么声音。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电子乐手大乐团吧。你们是如何考虑和处理这样的问题的？
YJ：其实每个电子乐手都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即使和别人使用同样的乐器。同样是正弦波，Sachiko M和 Klaus Filip 就完全不同，同样是无输入调音台制作的长音，DINO 和 HenrikRylander也完全不同。重点是在合作中如何听见别人的演奏，又如何为自己开辟出空间。这就像在繁忙的大街上找到自己的车道而不阻扰别人，更像是不断开发出新的小路和空间（就像鲍德里亚形容海湾战争是发生在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空间里一样）。
1997年组建的M.I.M.E.O.乐队有11个成员，全部使用电脑、模拟合成器或者电子乐器，演奏也总是很密集，但你能在多数时间里辨认出多数人的声音。当John Tilbury 和他们录制《Hands of Caravaggio》的时候，他的钢琴一点没有失去轻巧玄妙的特色。
临时即兴委员会的九重奏，是相当克制的，彼此都留出了很大的空间。我们工作坊的题目之一，就是一边播放鸟叫的录音一边演奏，如果谁听不清鸟叫或者别人的演奏，他就停下来等。也许我们将来会做一些大音量密集演奏的游戏，这样有助于辨认声音的细节。就像走在《声无哀乐论》所说的市井里，平静、中立的心境却不为所动。
当然了，我们也有几位成员是演奏原声乐器的。只不过他们的声音也常常偏离乐器原来设定的音色和语言。

Ciao：你是否观察到经常参加即兴委员会的乐手，通过工作坊，演出，与之前相比在语言上（不是指在声音的开发和探索上，这点我相信他们可能不断在尝试变化），或者在对话方式（相互之间即兴合作的方式）上产生了变化？如果产生一些变化的话，是什么促成的？
YJ:我还不能确定。
促成乐手变化的方式很多，而且在段时间内，也很难说那是变化，还是适应了一时一地的环境。毕竟我们才开始不久。有时候，一个默契的气氛，可以影响乐手的习惯，使他暂时离开原来的演奏习惯，融入到整体中去。我想，撒丽不跳舞音乐节上，我们的确共同创造出了这样的气氛。
另一面，也是因为大家都对某种声音，某种声音的组织方式，某种演奏者与声音的关系感兴趣，大家才会继续在一起合作。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乐队，而是自由出入。
个人风格和集体演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成员平时演奏很多长音、叠加、迷幻效果，有的成员以前演奏很多的粗噪音，但在合作中这些都很少表现出来。但一个成熟的乐手，即使在大的集体演奏中，也能保持自己的风格。这就属于个人的磨练了。
有一次GogoJ和闫玉龙合作了一个小提琴二重奏，他们在场地中边走边演奏，是一种半作曲的极简作品。这种合作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也是乐手对表演形式的共同理解。


Ciao：Gogo J和闫玉龙的那次演出，以及之前的工作坊我也都在场。我觉得，大家都在尝试在慢慢熟悉之后把各自的一些想法扩散出去。是否是这样的情况，个人的构想在相互即兴的构架下被激发出来，并且被重构？比如，你是否把在Solo中的经验带到合作中？它是否发生了变化？
YJ：是的，即兴合奏是一个检验个人构想的平台。即兴独奏的时候，对自我的挑战要小一点，你可以躲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操控乐器。但合奏意味着开放，要接受各种意料和习惯之外的现实。这是一个相互接受，相互塑成的平台。我们在这种距离交流中，彼此改变了很多。
对我个人而言，最舒畅的合奏通常是二重奏，三重奏。独奏的情况特别一点，因为我的乐器是一套反馈系统，和空间、音响等等关系很大，作为演奏者我只占30%的操控权。在委员会中，我更享受听别人的演奏。并不经常突出我的乐器的特性，甚至我喜欢换一些平时不常用的乐器，像是crackle box、微型合成器、＂喇叭花＂、葵花籽等等。
独奏的我是迷失的冒险者，合奏中的我是被打碎了重新混合起来的个体。


Ciao：从“水陆观音”到现在的“即兴委员会”，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和变化是什么？
YJ：水陆观音是2005年开始的。当时我刚开始创作，需要有个和朋友们一起演出的场合。很快它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地下大party，非常开放，各种音乐、各种人、各种尝试和心血来潮、各种有爱。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温暖的大家庭。但音乐本身总是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只是为了啤酒和朋友而来。甚至包括我自己。
去年开始，密集音乐会彻底取代了水陆观音，从一周一次，变成一年几次，从免费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比如演出开始的时间），从包容一切新音乐到＂用来听的音乐＂，从热到冷。像是一种离家出走吧。今天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么容易，丰盛，艺术家也越来越像服务生，我们在反其道行之。
即兴委员会不同于策划演出，我们会参加密集音乐会，也会参加别人策划的活动。
最初在水陆观音玩的朋友们，现在在音乐上可能想法已经很不同了，我渴望身边有更多回归材料本身的声音，不加延时效果器的，不用loop的，没有旋律节奏或者把旋律节奏放在非主导地位的，无论音量大小所有声音都平等的，没有对话而是返回整体的，非线性结构的......如果说组织音乐会就是创造事件，用沙子做一个坛城，那么即兴委员会就是找一帮人，一起拿着沙筒作画。


Ciao：发起“即兴委员会”你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对之后“即兴委员会”的工作，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
YJ：上面说的，我渴望的那些声音，实际上只是我个人的愿望，即兴委员会并不总是那样。我学到最好的东西仍然是，先把愿望放下来，看看事情到底会怎样发展。我们的合奏总是充满惊喜。
要说期待，那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一起吃饭。